理论研讨

限购政策下借名购车的所有权归属

作者: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2015-06-25 09:15:54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         

 

 

内容摘要车辆的实际使用者与登记所有人就车辆权属发生争议时,在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车辆的实际出资购买人与登记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可根据车辆注册登记记载的内容,认定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在限购政策下,[1]车辆实际出资人和登记所有权人不一致时,车辆应认定为登记所有权人所有,实际出资人不能取得车辆所有权。

关键词借名、车辆、所有权、登记

 

案件调查基本情况

原告李某诉称:原告与被告是老乡。2011119日,原告通过按揭付款方式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后该车经北京车管部门登记挂牌。被告为了其经营北京分公司开拓北京市场,就找到原告商量租用该车,当时车子原告只用了一个多月,他们说好以按揭款作为租金,每月大约2,000多元(未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之后,被告陆续支付了一段时间的租金。近年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车辆驶离北京,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汽车未果,要求被告返还别克小轿车。原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一份,以证明讼争车辆系原告李某所有的事实;

2、证人熊某、姚某的证言各一份,以证明讼争车辆现在被告郑某处的事实。

对于第1份证据材料,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讼争车辆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讼争车辆所有人,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于第2份证据材料,被告不予认可。

被告郑某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且原告诉状中称月租金为2,200元,但现有证据显示被告自2012116日至2013813日止每月向原告汇款3,166.09元,该款是被告所付的讼争车辆的按揭款而非租金。此外,被告当时在北京设有分公司,而当时必须是北京户口的车主才能上北京牌照,[2]为了办事方便,被告购买了该车后,才借用原告的名义登记为车辆所有人,但讼争车辆的购买费用、保险、年检等各项费用均为被告支付,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应为被告。综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讼争车辆。

被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委托日期分别为2012116日、同年214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复印件各一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复印件17份(委托日期为20123月至20138月期间)、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期供表1份。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是原告定期归还车辆按揭贷款的情况,被告认为还款凭证为被告持有,故用以证明讼争车辆是被告借原告名义购买,被告是实际购买人的事实。22013年讼争车辆保险费发票2份及被告费用支出报销单1份、2013年讼争车辆保险费发票及保险单各2份、2012年至2013年期间讼争车辆的加油、维修材料发票及被告费用支出报销单合计共15份(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以证明讼争车辆由被告用以及相关的保险、维修费用都是由被告支付的事实。第1组证据材料,,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第2组证据材料原告不认可。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车辆所有权的归属这一案件事实的认定。本案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认定车辆所有权不属于原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我国物权变动的一般原则是,作为动产车辆以交付为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取得要尊重事实,应该以实际出资人为机动车所有人。我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车辆登记的行为,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并非确权行为。机动车登记不是所有权登记,机动车实际所有人与登记不一致时,应认定实际所有人为该车的所有权人。本案中,被告主张被告系讼争车辆的实际购买人,并提供了汇款证明,以及陈述讼争车辆的购买、保险、年检等均由被告办理,各项费用均为被告支付,车辆也一直由被告占有并使用,从车辆购买后交付给被告起,车辆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被告,被告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而原告仅提供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显然不足以认定其为讼争车辆所有人,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认定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需要审核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来历凭证、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证明等资料,车辆登记在车辆所有权的设立、变动时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在所有权确认上,记名登记人具有从法律上推定其所有权归属的效力。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可知原告为讼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在被告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不能认定被告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应推定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即原告为车辆所有人,故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制度及理论问题

(一)我国机动车物权变动制度

1、机动车交付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项、第4项的规定,如果出卖人就同一机动车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了机动车,即使没有登记,物权也发生变动,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除法律另有规定,交付是机动车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在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优先于登记。[3]

2、机动车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生效要件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交付是机动车变动生效要件,机动车登记并不产生机动车物权变动效力,机动车登记不像不动产登记证明是物权凭证。公安车管部门机动车登记机关在进行机动车登记时,仅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权属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国家对机动车登记管理是准予或不准予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虽然机动车转籍、车主变更等要办理异动登记手续,但这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登记手续,而非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行为和所有权转移行为。《公安部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指出,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法研[2000121号)也明确指出,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11月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答复》([2000]执他字第25号)中认为,如果能够证明车辆实际出资购买人与登记名义人不一致,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该答复实际上否定了车辆管理机关的登记为所有权登记的说法。因此,机动车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生效要件。

(二)限购政策下,借名购买车辆中借名行为的性质、效力及后果

1、借名购车行为的性质

借名购车行为,通常是指由事实购车人实际出资,由名义购车人与车辆出售者签订合同并申请办理机动车登记,然后将车辆交由事实购车人占有使用,并且还可能约定车辆所有权由事实购车人取得的情形。

借名购车行为,主要存在内外两层法律关系。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名义购车人与事实购车人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约定由名义购车人或者由事实购车人作为名义购车人的代理人签订购车合同,办理机动车登记,事实购车人垫付购车价款,车辆要由于事实购车人占有、使用,并有时明确约定事实购车人享有车辆所有权。第二层外部法律关系,即名义购车人与车辆出售者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虽然事实购车人是为了自己购车而借用名义购车人的名义,但由于客观上必须先由名义购房人购得车辆,才有可能通过转移登记实现自己购车的目的,因此,在这个环节,事实购车人首先是充当名义购车人的代理人。经名义购车人同意,事实购车人取得代理权,即使这种授权只是口头授权。当然,如果事后名义购车人否认授权,则应由事实购车人负举证责任。在某些情形中,代理人仅仅对外标示被代理人的名字而没有在身份上区分自己与被代理人,比如仅仅在合同文本上签署被代理人的名字。

2、借名购车行为的效力和后果

1)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效力与后果

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的效力,取决于委托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为有效合同;否则,则不能当然地发生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其效力究竟如何?

1)是否属于规避法律行为。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确实存在规避行为,但其规避的并不是国家禁止性或强制性法律。[4]

2)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双方当事人非法串通在一起,共同订立某种合同,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的损害。此为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并没有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但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呢?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尚不能说损害了国家利益。[5]

3)是否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该条第5项同时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但是,法律、行政法规不可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要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之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规范的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有人认为,在实践中,当某一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违反了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时,法院不能直接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是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来确认该合同的效力。[6]

近年来,我国各地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猛,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质量。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先后出台了汽车限购措施,遏制车辆过快增长。汽车限购政策,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其关于名义购车人将购得的车辆所有权转移给事实购车人(限购对象)的内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事实购车人要求名义购车人履行委托合同,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因委托合同无效,应不予支持。事实购车人已经支付的购车价款,属于名义购车人的不当得利,可以要求名义购车人返还。

2、第二层外部法律关系:名义购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后果

在内部关系中委托合同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对名义购车人(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否会有影响?我们认为,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系一个独立的合同,它只是行为人自己向第三人购买车辆的合同,该合同的购车人具备购车资格,如无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应认定有效。虽然行为人签订该合同的动机是为了被代理人购车,但这种动机,存于行为人内心,第三人并不知情,如合同内容合法,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应确认合同有效。动机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不是意思表示的购要素。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7]

民事行为的内容(目的)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社会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德一致与否,直接决定着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合同关系中,应着重审查的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而不是动机。比如,一方为了筹集赌资而向他人借款或者为了伤害他人而购买刀具,为从事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而租赁车辆,这些借款合同、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的效力,一般情况下,不受一方违法动机的影响,不宜简单地以动机违法而否定合同的效力。但如果当事人把违法的动机作为合同的条件加以表示,或者作为合同的内容,或者相对人知道动机违法等,则应宣告合同无效。

因此,名义购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名义购车人享有请求第三人交付车辆并移转所有权的债权请求权。由于委托合同无效,故所购车屋无需转移给事实购车人,而最终属于名义购车人所有。如拖欠车辆价款,由名义购车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8]

(三)证据共通原则的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1、证据共通原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一方当事人或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提出的证据,法院可以用于对对方当事人有利或者对共同诉讼人有利或不利的事实认定。证据共通原则虽非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通行,但其在大陆法系国家得以确立并能长期有效贯彻,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9]

首先,证据共通原则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自由心证主义。自由心证主义是证据共通原则的理论根基,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势必综合审查各方证据,而不局限于证据提出者的证明目的。当事人提出来的事实本身是中性的,不管由哪一方在辩论中提出来的事实,法院都可以作为裁判的基础,即使在当事人自己主动陈述于己不利的事实时,也不妨碍法院作出于其不利的判决。[10]

其次,证据共通原则符合诉讼经济的具体要求。证据共通原则可避免法院与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和证据反复调查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诉讼浪费。[11]

最后,证据共通原则是实体真实发现的需要。证据共通原则使得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与案件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材料都能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12]

2、证据共通原则在对立当事人之间适用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基于证据共通原则,而援引该证据以要求法院作出于己有利的事实认定,但法院将该证据用于于对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认定并不以对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援用证据调查结果为前提,因为此乃法官职责之范围。

如果当事人在证据提出后发现该证据可能于己不利时,能否撤回?我们认为,证据提出方可在法庭调查前撤回该证据,但已经经过法庭调查,即使证据于对方当事人有利,也不得撤回,除非征得其同意。

二、本案的具体处理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机动车登记信息表载明的权利人为原告,在没有反驳证据证明登记错误,应当推定原告为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人

首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讼争车辆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讼争车辆所有人,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但是,该证据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且其是否足以证明原告系讼争车辆所有人属于证据证明力大小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应予以确认。对于证人熊某、姚某的证言,因两证人未能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被告均持异议,故应不予确认。

其次,虽然车辆登记的行为,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而并非确权行为。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需要审核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来历凭证、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证明等资料,[13]故根据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表,可以作出登记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的法律推定。当然,车辆登记记载的内容,并非判断车辆所有权归属的唯一、排他性的证据,如相关权利人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实际出资购买人与登记名义人不一致的,则可推翻根据登记记载的内容所作的法律推定,而认定实际出资购买人为车辆所有人;如相关权利人举证不足,则应认定登记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本案系争车辆是在北京进行机动车登记的车辆,众所周知,北京实行车辆限购政策,本案被告不具备限购政策规定购车资格而本案原告具备购车资格,并且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机动车所有权人,要么是原告,要么是被告。如果排除被告是借名购车的实际购车人,那么根据机动车登记信息表登记载明权利人为原告的事实,推定原告为本案车辆所有权人是合理的。

(二)根据本案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北京的限购政策,不能认定被告是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人

1、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实际购车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2000]执他字第25号)规定:第三人出具的购买该三辆车的财务凭证、银行账册明细表、缴纳养路费和税费的凭证,证明第三人为实际出资人,独自对该三辆机动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根据该规定,确定实际购车人,应注意审查购车款、各项保险费、养路费等相关费用支付等重要事实。

关于购车款的支付。本案中,被告提供2012116日至2013813日止每月向原告汇款3,166.09元的汇款证明,主张该款是应当认定为被告所付的讼争车辆的按揭款,从主张被告是车款支付人,进而认为被告是实际购车人。我们认为,该证明原告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但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该份证据不具备证明被告支付了购车款的证明力,只能证明被告向原从告2012116日至2013813日止每月向原告汇款3,166.09元,不能证明该款是其向汽车销售商支付的购车款。被告除该份汇款证明外再无其他材料证明其支付了购车款。既然不能证明其支付了购车款,被告不能认定为实际购车人。同时,根据证据共通原则,原告也可以请求法院援引该证据材料证明,被告实际未向汽车销售商支付过款项,只是向其支付过款项,该款项的用途与被告无关,因为金钱作为特殊动产,占有即是所有,其所有权从交付时就已经发生转移,上述款项进入原告账户后,原告即取得所有权,原告自由支配其所有的金钱,不能认为原告是代被告使用上述款项。

关于车辆保险、年检等各项费用。被告提供了相关证据均为复印件,原告不予认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第5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将被告提供的上述材料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认定本案车辆年检、保险费用是由被告支付。

综合上述分析,不能认定被告是车辆实际购买人。

2、本案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借名购车的约定,也不能认定双方存在车辆所有权归属被告的约定

本案存在车辆一直由被告占有使用的客观事实,并且存在被告向原告定期汇款的事实,是否可以基于这两个事实,认定被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名购车的默示约定,我们认为,默示约定必须唯一和排他,根据上述客观事实,可以得出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后以车辆使用抵债的关系,借用或者租赁关系等,因此不能认定。

本案车辆购买交付被告使用,是否意味着被告根据交付生效主义就认定机动车被告取得机动所有权,或者是否可以认定被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或者被告的约定。当然不是。首先,被告不是车辆购买人,该交付不是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之间的交付,不产生物权变动至被告的效力。其次,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被告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被告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车辆交付,实际上是车辆销售商按照买受人的指示或者约定,向被告履行其本因向买受人履行的交付义务,该交付实质是向买受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此种交付在被告与买受人没有对所有权进行约定的情形下,视为向买受人履行交付义务,车辆所有权已经因交付转移给买受人,并非转移给被告。

3、如果原告与被告之间事实存在借名购车的关系或相关权属约定也应当无效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即使本案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借名购车关系,并且也对车辆权属做了属于被告的明确约定,但是因为借名购车行为及权属约定,是规避北京机动车登记办法以及汽车限购政策,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车辆所有权还应当认定属于原告。

综上,本案车辆登记信息表载明权利人是原告,可以合理推定原告是权利人,被告不能认定为实际购车人,双方也不存在车辆权属约定,被告不能认定为车辆权利人,只能认定为车辆占有人,双方不能认定为租赁关系确定被告为合法占有人,只能认定其购无权占有,根据物权法第34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之规定,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本案引发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借名购车存在巨大风险

对于实际出资人来说,如果登记所有人不守信用,可能向法院起诉主张实际使用者返还车辆,因借名必须将车辆登记在号牌持有者或购车指标持有者名下,相应地购买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行驶证等也必须以上述指标持有者名义开具,而实际付款者反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是车辆的正真所有权人,故实际出资人存在丧失车辆占有的风险。对于车辆登记所有人来说,根据法律规定车辆所有人将车辆租给或借给他人使用,是基于利益和信任关系自主支配其车辆的使用权,在此情形下,车辆所有人、承租人和借用人都是车辆运行的支配者,同时也是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因此,如发生交通事故,承租人、借用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出租人和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故登记所有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也可能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可见,由于权属的分离,不仅导致纠纷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而且也导致了不必要的风险。

(二)限购政策下的借名购车行为司法态度

实践中,借名大多出于规避限购政策的目的。如本案中被告称之所以借用原告名义进行注册登记,是因为北京户口的车主才能上北京牌照,从而方便被告在北京开展业务使用讼争车辆的需要。当事人的借名合意显然违反了车辆登记等管理制度和北京限购政策的规定,如因借名而导致权属纷争,实际使用人或其他相关权利人自应承担相应的权属证明责任,也应承担其因规避法律导致法律未能如常发挥其应有的保护功能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司法实践中,应妥善处理此类案件,支持限购政策的有效实施,对此类借名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让人们认识到借名行为存在巨大的法律和道德风险,引导并提倡人们依规行事,如实登记,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 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存在部分城市出台限购汽车政策,意在缓解交通压力。201012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城市。201263021时,广州宣布对中小型客车进行配额管理。20131215日,天津市宣布从201312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深圳市自2014122918时起,在全市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已经20001127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1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56号令发布,自2001101日起施行。该办法的第十条规定:机动车未领取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所有人住所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注册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的标准照片;

(三)机动车来历凭证,但海关监管车辆除外;

(四)国产机动车的整车出厂合格证;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

(五)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证明。

另参见19981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员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第五条 申领机动车牌证,车辆须经检验合格,并交验下列证件,经车管所审核,符合条件的发给牌证。

  (一)机动车来源的合法凭证;

  (二)单位的机动车,交验单位证明。属国家专控商品之列的机动车,还须交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以下简称控办)的批准证明;

  外商投资企业的机动车,交验营业执照副本;

  个人的机动车,交验本人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

  (三)机动车所有者在城区、近郊区的,交验经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确认有效的停车泊位证明;

  (四)已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单据(经批准的除外);

  (五)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规定的其他证件。

  车管所根据需要,可以留存上述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机动车所有者在领取机动车号牌并到所在区、县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备案后,方可到车管所领取机动车行驶证。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涂改、伪造、骗取机动车牌证和申领牌证的各种证明。

[3]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4] 例如,《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经201012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012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7号公布。《规定》共11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规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属于政府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该规定的主要条文:

第四条 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持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可以办理摇号登记。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包括:

(一)本市户籍人员;

(二)驻京部队(含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军人;

(三)在京居住的港澳台人员和外国人;

(四)持本市工作居住证的人员;

(五)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人员。

单位办理登记的条件和登记的内容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规定。

第五条 指标调控管理机构应当向经摇号取得配置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出具指标证明文件,并公布摇号结果。

个人出售、报废名下登记的小客车的,可以直接取得更新指标,办理指标证明文件。单位出售、报废名下登记小客车的指标管理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条 指标有效期为6个月,不得转让。指标有效期内,不得重复办理摇号登记。

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登记信息取得的指标无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办理下列手续时,应当出示指标证明文件:

(一)缴纳车辆购置税;

(二)外地车辆转入本市,办理车辆购置税档案转移;

(三)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

(四)办理车辆赠与公证。

对取得指标的,税务部门核发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工商部门验证二手车销售发票、公证机构办理车辆赠与公证时,应当予以注明。单位和个人持上述文件,到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登记。

[5] 李德通:《规避限购令之借名购房行为的性质与效力探讨》,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4期。

[6] 同注释5

[7] 参见注释5

[8] 参见注释5

[9] 奚玮 余茂玉 :《论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

[10] 同注释9

[11] 同注释9

[12] 同注释9

[13] 参见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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