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贵州法院涉煤矿纠纷案件的特点及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张金辉     发布日期:2015-11-16 14:26:47    来源:省高院民一庭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金辉  0851-86209281)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总结我省近10年典型民事裁判的经验、10年统计数据分析,法律法规整理和相关文献分析等方法,对我省涉煤矿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回顾,紧紧围绕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如矿业权流转纠纷因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不一而导致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适用不一的问题;煤炭矿业权流转过程中因流转形式多样化而导致不同法官不同认定的问题等,力求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探寻解决煤炭矿业权流转纠纷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对我省煤炭矿业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矿业权  转让  认定  处理

 

一、2004-2013年法院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根据省法院审管办的统计,200411日至20131231日,全省各级法院10年间共受理一审探矿权、采矿权、探矿权转让合同、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251件,审结252件(含旧存)。审结的案件中按案由划分:探矿权纠纷3件,采矿权纠纷199件,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9件,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41件;按照结案方式划分:判决122件,裁定83件,调解43件,其他结案方式4件。上述数据仅是案由明确为采矿权、探矿权或者采矿权、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案件统计,由于涉煤矿纠纷案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仅以本文研究的大量现实判决来看,煤矿纠纷案件就涉及到13种案由,如煤矿企业出售合同、买卖合同、股权转让、联营、承包等涉煤矿纠纷案件,很多案件无法通过形式上的案由统计确定是否属于涉煤矿纠纷案件,需要通过案件的具体审理才能作出结论。因此,根据审管办的统计数据无法统计涉及煤矿纠纷案件的准确数量,并且如果要将过往10年的判决全部查阅分析,这工作量十分巨大,难以在短期内完成。[1]从审判实践情况来看,全省法院10年间审理此类案件的数量要远远高于统计数字(具体数据参见下表)。

 

2004-2013年度贵州省各级法院涉煤矿纠纷(一审)案件统计表

 

年度

收案

结案

结案标的额

(万元)[2]

  

结案方式

物权纠纷

合同纠纷

商事纠纷

侵权纠纷

其他

判决

调解

裁定

其他

探矿权纠纷

采矿权纠纷

其他

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勘察合同纠纷

其他

2004

26

22

426.77

 

22

 

 

 

 

 

 

 

 

16

3

3

 

2005

21

26

2966.12

 

26

 

 

 

 

 

 

 

 

14

1

11

 

2006

19

20

828.104

 

20

 

 

 

 

 

 

 

 

9

3

8

 

2007

24

27

1444.13

 

27

 

 

 

 

 

 

 

 

19

1

6

1

2008

31

23

4861.166

 

23

 

 

 

 

 

 

 

 

7

8

8

 

2009

19

21

4192.005

 

21

 

 

 

 

 

 

 

 

9

3

9

 

2010

21

24

14616.60

 

24

 

 

 

 

 

 

 

 

10

5

9

 

2011

24

23

2064.01

 

17

 

 

6

 

 

 

 

 

8

3

10

2

2012

27

30

7622.79

 

11

 

4

15

 

 

 

 

 

13

6

11

 

2013

39

36

16384.04

3

8

 

5

20

 

 

 

 

 

17

10

8

1

总计

251

252

55405.74

3

199

 

9

41

 

 

 

 

 

122

43

83

4

 

 

因审管办的统计数据库中,没有2011年以前的二审审理案件数据,因此全省法院二审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只能统计从2011年至2013年的数据[3]。根据审管办提供的数据,201111日起至20131231日止,全省法院3年间二审受理41件,结案41件。[4]按案由划分:探矿权纠纷4件,采矿权纠纷31件,[5]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2件,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4件。(具体数据参见下表)

 

2011-2013年度贵州省各级法院涉煤矿纠纷(二审)案件统计表

年度

收案

结案

结案标额(万元)

  

结案方式

物权纠纷

合同纠纷

商事纠纷

侵权纠纷

其他

维持

改判

发回

调解

 

撤诉

探矿权纠纷

采矿权纠纷

其他

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勘察合同纠纷

其他

2011

26

25

679.7

3

18

 

2

2

 

 

 

 

 

23

1

1

 

 

2012

5

6

20.9

1

4

 

 

1

 

 

 

 

 

2

1

1

1

1

2013

10

10

0

 

9

 

 

1

 

 

 

 

 

7

 

 

 

3

总计

41

41

700.6

4

31

 

2

4

 

 

 

 

 

32

2

2

1

4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和我省审理涉煤矿纠纷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全省10年间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呈现以下基本特点:

1、调解率低

2004年至2013年全省以上四类案件的调解率分别为:13.64%3.84%15%3.7%34.78%14.29%20.83%13.04%20%22.22%。调解率最高的一年为200834.78%,最低的一年为2005年,仅为3.84%10年的调解率并无规律可循,这说明调解的随机性大,完全根据具体案情、当事人的情况而定,并没有像婚姻家庭、普通民间借贷、侵权纠纷那样,可以在法院的努力下,达成调解。我们现有数据表明:2008年至2012年,全省法院民事一审案件调解率分别为38.84%41.13%42.71%41.88%[6]46.07%,而与之相对应的上述四类涉煤矿纠纷案件则是34.78%14.29%20.83%13.04%20%。在二审中,三年共收案41件,仅有1件调解结案。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此类纠纷案件的调解率远远低于一审案件调解平均水平,调解结案相当困难。

 

2008-2012年度贵州法院煤矿纠纷一审调解率与民事案件一审调解率对比图

2、上诉率高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1年四类纠纷一审结案23件,二审收案达到26件(含旧存),上诉案件多达26件。2012年一审结案30件,二审收案5件,上诉案件降到了5件。2013年一审结案36件,二审收案10件。后两年上诉案件少,可能不是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在2011年最高法院出台新的案由规定,使得统计方法做了变动,从而使得上诉案件偏低。但是实际上,此类案件上诉率通常是较高的。

3、政策因素影响大

我省于2006年进行了第一轮的煤矿整合,到2011年开始第二轮煤矿整合,因此2007年、2008年、2012年、2013年此类纠纷案件数量是排在了这10年间案件数量的前列。这说明,因为政策因素带来的煤矿整合,使得此类案件纠纷增多。

4、结案标的额增幅快

虽然审管办提供的结案标的额数据不具有真实性,但是因其历年统计的方法口径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此四类纠纷的结案标的额因煤炭价格上涨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的426.77万元到201316,384.0435万元,结案标的额增涨了38.39倍。

2004-2013年度贵州法院一审结案标的额图(万元)

 

5、审理周期长

据不完全统计,此类案件一审审理期限大约在6-12个月左右,二审的审理期限大概3-6个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审结。

6、发案地区和案件类型集中

由于我省是煤炭资源大省,因煤炭开采纠纷诉讼至法院的较多,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六盘水、毕节、黔西南州等煤炭主产区。在受理的涉煤矿纠纷案件中,只有个别案件是有关煤炭探矿权纠纷,主要均是涉及采矿权的纠纷。

二、法院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矛盾异常尖锐,调解率低,上诉率高,审限长,当事人经常诉讼、信访同时进行,法院处理案件难度大、维稳压力巨大。涉煤矿纠纷案件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从我省法院2004-2013年审理情况来看,其原因在于:

1、法律、政策规定的滞后与冲突,没有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20061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处理乡镇煤矿采矿权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黔高法[2005]92号),因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和合伙企业法的重新修订而未能及时修订。这就使得全省法院处理涉及煤矿纠纷案件因现行法律法规规定过于原则甚至有冲突而没有明确具体的裁判标准。正是法律法规、政策之间的模糊与冲突,被当事人任意利用。在煤炭资源的价格飞涨或者下跌的背景下,利益难以平衡,从而纠纷不断。炒买炒卖资源的行为大量存在;不讲诚信,使得当事人以守法的名义违背约定,引起讼争。

2、没有统一的裁判理念。矿业权之物权与资本属性的权利自由要求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公权限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没有统一的裁判理念,进而导致化解纠纷的理念模糊与冲突并存。因矿业权之物权与资本属性的权利自由要求,能较快发展经济,对矿业权流转限制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限制阻碍了经济发展,违背了矿业权的本质法律属性。没有认识到限制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正当性与限制方法不当性之间的区别。从而忽略限制,乃至意欲放弃限制。从而在裁判理念完全倾向满足矿业权之物权与资本属性的权利自由的要求。

3、对须经审批的涉煤矿交易范围认识不清,没有统一的界定方法和标准。涉煤矿的交易可以选择以下10几种方式进行:煤矿企业合并、分立,合资、合作经营,煤矿企业资产出售、股权转让、联营、入伙、投资入股、合伙份额转让、承包、出租等等,有些交易方式法律明确规定应当进行审批限制,有些就没有明确规定,对那些本质上是矿业权转让,与矿产资源法的精神相冲突的交易,是否要认定为矿业权转让进行审批限制,认识不清晰。如果需要限制,具体的认定方法和标准是什么,从而可以框定一个明确的限制范围,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

4对须经审批而未经审批的涉煤矿交易合同的效力及其后果从理论到实务认识的不统一,没有统一的裁判依据。须经审批而未经审批的涉煤矿交易合同的效力到底是有效、未生效、无效,理论和实务界争议较大。还有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均认为有效,只是因为履行合同产生争议,裁判时对合同效力怎么处理,意见不一。合同效力确定为未生效或无效后,该如何处理在认识上也不能达成统一。如,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承包合同等被认定无效后,法院只能够判决双方相互返还,但是涉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承包的案件普遍存在双方已经履行了几年,受让方、承包方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开挖,也已经将获取的矿产品对外出售获取了利益。而此时判决相互返还必然涉及到投资收益问题,而这又涉及到专业问题需要委托相关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有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发生争议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丧失了进行鉴定的条件。法院在处理这部分情况时普遍难以把握,有的时候法院判决就只好回避或者笼统的模糊处理。还有的案件已经经过多次转让、转包,当事人仅就其中的一、二次转让、转包行为提起诉讼,是否需要对全部转让、转包行为进行判决也是审判实践中很难以进行处理的情况,同时在多次转让、转包的情况下判决返还投资普遍也存在难以区分投资的困难。

5煤矿企业巨额利益的博弈对司法中立性、独立性的严重干扰,没有前后一致的裁判尺度。随着煤炭价格的不断攀升,此类案件涉及的利益巨大,且政策性又强,当事人矛盾异常尖锐,经常信访、诉讼同时进行,法院处理案件难度大、维稳压力巨大。基于各种因素考虑,法院通常具体案件具体对待,没有前后一致的裁判尺度,类似案件没有做到类似处理。

三、涉煤矿交易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理

从解决法院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存在问题入手,需要明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一是明确裁判理念和裁判原则;二是明确采矿权转让、采矿权承包的认定标准;三是明确采矿权转让合同、采矿权承包的效力认定标准;四是明确在确定合同效力后的案件处理的基本方法。

(一)关于裁判理念与裁判原则

1、裁判理念

我国矿产资源的司法活动、矿政管理所应遵循的根本宗旨是保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禁止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的一切行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这个根本宗旨展开。因此,我们必须把合理利用和禁止破坏、无序开采自然资源放在首位,这是审理涉及矿产资源纠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合理利用和禁止破坏、无序开采自然资源,必然要求对矿业权流转进行审批限制。但是充分发挥矿业权之物权与资本属性满足其权利自由的要求,能较快发展经济。有人就认为审批限制阻碍了矿业经济发展,违背了矿业权的本质法律属性。这是没有认识到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审批限制之目的正当性与限制方法不当性之间的区别。从而忽略限制,乃至意欲放弃限制,从而在裁判理念完全倾向满足矿业权之物权与资本属性的权利自由的要求。仅仅依靠市场去调节和规范矿产资源的开采行为,这必将是急功近利而造成资源不科学的开采,短期看,市场是发展和繁荣的,但是因为无序和短视,长期来看,这必将是有害的。综上,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矿业权的审批制度是应当坚持的。同时,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审批制度,通过提高审批制度的效率和透明度,规范审批行为,依法进行审批,促进矿产资源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对于一些小范围或者一些特殊形式的矿业权流转,因其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可以不进行审批,或者不做非常严格的转让限制,直接允许其在市场上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流转。

2、裁判原则

我们所谈的涉煤矿纠纷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流转纠纷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审理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当坚持民事审判的普遍原则,如:坚持司法公正、公开、效率原则,坚持司法的终局裁判,注重维护司法权威;坚持司法为民,注重方便群众诉讼;坚持司法民主,注重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等。首先,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处理纠纷;其次,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要依照国家政策来处理纠纷。要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民事审判既具有法律性又具有政治性,因此既要讲法律,又要讲政策。根据民法通则第六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据涉煤矿纠纷的特殊性而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法律、法规、政策无明确规定的,应以诚信公平为基础,应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民法原理,以有利于矿业权市场发展的原则来处理涉煤矿的矿业权流转纠纷。

市场应该有它的自由交换的空间,国家干预太多无疑就会产生问题。国家当然要通过法律来对社会实现监管,民商事法律系统同样包含有很多强制性的规范。但干预太多的法律就很难说是好的法律了,故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的干预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要侵犯民事主体应当享有的私法自治。[7]矿业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表明其权利应法定优于国家所有权,国家及政府作为资源所有权人不得随意干涉和限制用益物权人(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的合法权利。当投资者对矿业权进行再转让的,其定价权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采矿权人自身,也即只有采矿权人才有权对自己财产权的交易价格进行决断。这就表明矿业物权人享有的是一种对“资本”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绝对不应当被国家或政府在行使“监督管理权”的名义下被剥夺和架空,而是应当受到市场经济规则的保障,即只有“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非市场性权力因素不得进行非法干涉。如果说在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公法领域,国家是靠强制力,靠命令与服从来办事的,那么在矿业权市场流转经济活动中就只能依价值规律来进行自律与自治了。因此,矿业权流转的价值判断应当从政府管理本位到市场管理本位进行转变。[8]

(二)关于采矿权转让和采矿权承包的认定

1、关于采矿权转让的认定

对于哪些煤矿企业交易行为应当认定为采矿权转让,法律没有规定明确,并且法律之间、法律与国土部门规章的规定有冲突。其中争议最大的就煤矿企业股权或者合伙企业合伙份额转让行为是否属于采矿权转让。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规定企业份额或者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矿产资源法规定企业产权变更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属于采矿权转让,但是并未明确规定份额或者股权转让属于采矿权转让。这就造成实践中做法不一样,理论上争议巨大。有认为不属于采矿权转让的,有认为有些情形应当认定为采矿权转让的等等。

本文认为,已取得采矿权的公司股东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转让他人,且需要因此变更采矿权人名称或经济类型的,应当认定为采矿权转让。该意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

结合贵州实际,本文认为,股权变动后以公司名称及经济类型是否因此变更,来判断是否属于采矿权转让。而且,宽松的限制方式,符合我省煤炭资源开发和利用实际,也有利于矿政部门管理。第一,对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退出或者股权比例的变动,主体未变更,不是采矿权转让;第二,一般的对外股权变动,不涉及主体变更,不是采矿权转让。第三,矿业公司股东根本退出矿山企业,涉及矿山企业的相关权证基本移交、投资收益由新股东承担的情况下,可能会到矿政管理部门变更采矿权人名称或变更经济类型,这就是实际上采矿权主体已经发生变更,可以认定为采矿权转让。

首先,在当前贵州开展第二轮兼并重组,组建规模化矿业公司,对兼并主体的人员配置和资质要求非常严格,这就充分保证了不会因股权变动而影响公司的规范的采矿行为,能够保证公司合理开采煤炭资源。

其次,煤炭资源不像石油、金属等属于战略性矿产资源,煤炭资源本身属于一般性资源。其是否合理开采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不构成严重的影响。另外,对于国有股权流转,我国国资管理部门在事前都会有政策性的考量与评估,无需通过矿管部门进行限制。而对于民营企业的股权的流转,因为民营企业在采矿权采区的储量在整个贵州的占比不大,本身并不会对整个贵州的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造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第三,通过完善行政监管[9]与备案制度、建立行政联网查询系统、建立行政配合与司法建议制度,避免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维护我国矿业权流转过程中行政管理制度的严肃性[10]。能够确保我省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此时,审批的作用不再凸显,就不必要以审批来限制股权转让,应当强调让矿业资本顺畅流动,促进矿业权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河南高院在2006年就作出因履行煤矿财产(资产)转让合同、煤矿企业转让合同引起的纠纷,如未涉及采矿权人变更的,属于煤矿经营权转让或财产权纠纷之规定,不作审批限制。据了解,该意见实施以来,此类案件数量大幅减少,同时近10年的情况分析,并未对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产生不良后果。

最后,全部限制当然不合理,也不必要,但是部分限制似乎合乎立法精神,这对法院办理案件来说,标准很难把握,到底哪些股权转让属于采矿权转让,哪些不属于,虽然可以给出一个判断标准,但是具体案件千差万别,法官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反而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可以折中处理一下,将这个判断交由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判断,如果国土资源部门不做出判断,那么就认为无需限制,不认定为采矿权转让。这样还可兼顾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

2)关于合伙份额转让的问题

合伙企业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的情形,在我省第一轮兼并重组期间较为常见。在我省完成第二轮煤矿整合后,这个问题将基本不存在。经过第二轮的煤矿整合,合伙煤矿企业将会非常少见,直至不复存在[11]。因此我省合伙企业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纠纷,会渐渐消失。当前法院解决的此类纠纷,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没有纳入第二轮整合且未重新办理采矿权延续的少之又少的合伙企业转让产生的纠纷。所以对该问题的讨论,实践指导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此类纠纷产生的理论问题与处理难度,比矿业公司股权转让有过之而无不及,仍然需要注意分辨清晰一些问题。

首先,股权转让的前述问题分析,基本也适用合伙份额转让。仍然是坚持无须审批为原则,需要审批为例外,不轻易认定合同未生效或者无效。

其次,合伙人之间内部份额的转让,无须审批。如果不违反其他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最后,合伙企业合伙人根本退出矿山企业,涉及矿山企业的相关权证基本移交、投资收益由受让人承担的情况下,或者转让的份额让受让人已经完全控制合伙企业,可能会变更采矿权人名称或变更经济类型,这就是实际上采矿权主体已经发生变更,可以认定为采矿权转让。

2、关于采矿权承包的认定

当前,贵州煤矿即将完成第二轮整合,大企业将小企业兼并。这就很有可能出现大企业并未统一管理,实际上通过内部协议的方式,小企业以大企业的名义独立进行采矿,由此而引发的纠纷就涉及到采矿权承包和公司内部劳务承包的认定问题。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处理乡镇煤矿采矿权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黔高法【200592号)第10条规定:处理煤矿承包案件应区分经营性承包和劳务性承包合同。经营性承包合同是采矿权出租的一种形式,应当具备采矿权转让的条件。劳务性承包合同是指以下情形:(1)采矿权主体将煤炭采挖等工作承包给他人,但自己依法经销煤炭,进行采矿手续管理的;(2)采矿权主体自己组织开采,但将煤炭承包给他人依法进行销售的。劳务性承包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该规定确定的原则应当坚持。实践中,采矿权的承包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采矿权人将采矿作业发包给他人,采矿权人向承包人支付约定的采矿劳务费,采出的矿产品的所有权归采矿权人所有;二是采矿权人将煤矿发包给他人,承包人负责向采矿权人支付约定的固定承包费,采出的矿产品全部归承包人所有,煤矿的经营管理及其盈亏,完全由承包人自行负责,采矿权人不介入煤矿的管理;三是采矿权人将煤矿发包给他人,并约定承包人在完成一定产量范围内,由承包人向发包人交纳相应的承包费,在该规定的产量范围内由承包人自负营亏,超过该产量后,双方再进行利润的二次分配,同时发包人派人对煤矿的安全生产,采煤进度及规划进行管理;四是发包人与承包人通过合同约定,采出的矿产品或者矿产品销售以后产生的利润由双方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产生的亏损和风险由双方按照约定比例承担,在该情形下,承包人并未对煤矿企业进行新的投资,仅仅是利用煤矿企业原有的设备设施及相关证照进行煤炭生产经营,不同于合伙。在上述四种情形中,第一种情形的承包是单纯的劳务承包,采矿权实施主体仍然是采矿权人,此情形不属采矿权转让;在第二种情形下,煤矿企业整体发包给他人,该煤矿企业的投资人纯粹退出该煤矿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属于采用承包方式变相转让采矿权;在第三种、第四种情形下,煤矿企业的投资人仍然不同程度的参与了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故这两种情形亦不属于采矿权转让。除此以外,为了强化管理,增收节支,提高采矿效益,采矿权人还可能在企业内部开展承包,但这种承包属于企业内部的生产责任制,不同于采矿权人对外进行的发包,因此,不属于采矿权转让。[12]

(三)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

1、经过审批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1)无效。行政机关批准的矿业权转让合同能否被确认为无效。答案是肯定的。当有证据证明经过行政机关批准的矿业权转让合同确实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存在的,被推定“有效”的合同必须接受司法的最终审查,故人民法院仍然可依法认定其为无效。目前,此种观点已为司法解释所采纳。[13]人民法院认为合同违反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等规定,应当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另外违反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三款“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之规定是否无效。本文认为,首先在矿业权市场已经充分建立的今天,应当允许矿业权正常自由流转。流转的基本动力对于矿业权人而言,就是牟利,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区分是为了牟利而流转,还是不是为了牟利而流转。因此,只要经过审批的流转,即使为了牟利,也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而不能认为流转是为牟利而无效。其次,该条款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应当解释成为一个强制性的管理性规范,而不应当认定为强制性的效力性规范。在未经审批情况下,即使认定存在牟利而违反该规定,这也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效力待定。如果矿业权转让合同经过审批,人民法院查明该合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代理权人、无处分权人订立的等几类效力待定合同情形,应当确认合同效力待定。

3)可变更、可撤销。如果矿业权转让合同符合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效力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4)有效。经过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如果没有前述情形,当为有效合同。

2、未经审批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未经审批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实务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不完全统计竟有10多种不同观点,概括分析这些观点主要是理由不同、角度不同,主要还是合同有效、无效、未生效3种观点。

1)合同成立有效。

第一,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合同在成立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但除外规定中强调的是“法律”另有规定,而不是“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相比,合同效力界定的法律依据由“法律、行政法规”变为了“法律”。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界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何时生效方面,物权法优先合同法适用,且排除《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适用。依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14]

第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的效力是合同成立并有效但未生效。根据法律行为效力三层次论(法律行为效力→成立、有效、生效→三层次论),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而且因符合民法通则民事法律行为的三要件而有效。[15]

第三,如受让人投入较大的资金并经营一年以上,具备采矿能力,按时向国家缴纳资源费、税等,不存在逃避费税行为的,可以认定采矿权转让行为有效。[16]

观点分析:

第一,判断采矿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依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指向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而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又具体指向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故根据物权法、合同法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需批准生效,故第一点理由未能对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行为予以区分,是有争议的。

第二,第二点理由过于理论化,与司法实践做法不相符。效力三层次理论将有效放在成立、生效中间,混淆了有效属于法律判断,而并非事实判断。合同成立,既可以是有效,也可以是无效。合同生效后,合同也可以是有效,也可以是无效。在这里“有效”本质上是一种拘束力的意思。意思是合同成立后,具有狭义的拘束力,而并非有效之意。综上,第二点理由,是出于解决成立后合同生效前期间的状态,做了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但是与我国合同法相关通说理论和实际都相差甚远,不足以采信。

第三,第三点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2)合同无效。

第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该合同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未生效即是无效。[17]

第二,未经审批的矿业权合同违反了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合同无效。[18]

观点分析:

第一,合同成立和生效属于事实判断,合同有效则属法律价值判断,不能将“有效”和“生效”等同,同样也不能将“未生效”与“无效”等同。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办相关手续,对合同进行补正而使合同生效。但合同无效是绝对的,自始、确定无效,当事人难以通过补正而使合同有效。

第二,尽管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行政审批的规定在规范性质上确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由于合同法已就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在当事人虽未办理审批手续但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时,自应根据合同法四十四第二款认定合同未生效,而不能依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项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款的规定,只要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于合同须经批准的规定,即应将批准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无需区分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来明确其是否为合同的生效要件。[19]

3)合同可以经法院认定不符合矿业权权转让条件而无效。

根据《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但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应认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生效”之规定,认定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未生效的前提是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如果法院经审理查明,转让不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那么就不宜认定合同未生效,而应当认为转让不符合法定条件不应得到审批而无效。反之,则认定转让未生效。

观点分析:

第一,该纪要未正式公布,在审判中只能作为参考。

第二,该纪要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但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应认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生效”之规定,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讲,其落脚点在于未生效,前面的设定的条件目的在于说明不能认定无效而应当认定未生效的一般情形。

第三,是否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涉及矿政管理的专业判断,法院不能准确具体判断其是否符合条件,并且这种判断是行政权的行使范围,司法权不能越位,代行行政权。

第四,该观点与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的规定冲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未经审批,不管转让合同是否符合转让条件,均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最后,转让条件并不是确定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转让合同不因不“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而认定为无效。[20]

4合同成立,其中需报批准的合同条款未生效,无需报经批准的合同条款已生效。

认为合同条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采矿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报批义务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无需报请相关行政机关批准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中涉及是否具备转让或受让采矿权的条件、资质、转让价款、交付方式等条款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故该部分未经批准而未生效。

观点分析:

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以及《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和最高法院关于“在因未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等导致合同未生效的场合,诸如相关的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等条款,应当认定已经生效”的论述。

本文认为应当采纳基本未生效观点。即合同成立,其中需报批准的合同条款未生效。但是具体生效的和未生效条款的内容确定应当符合最高法院相关规定和论述。未生效的条款包括:合同中涉及是否具备转让或受让采矿权的条件、资质、转让价款、交付方式等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条款,与上述条款相关的违约责任条款。生效条款包括: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如拒不报批的违约条款等、合同未能审批责任承担或清算条款)、争议解决方式条款。

3、关于名为其他交易经法院认定为未经审批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法院认定为矿业权转让,认为属于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一般不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直接认定协议无效,尤其已经交付并进行了长期生产经营的情形。因为法律、法规乃至政策本身都无法确定,要让当事人为未知的准则去承担对其完全不利的后果,这有失公平,此其一;诸如股权转让问题一般对矿产资源的开采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还有其他类型交易产生的纠纷,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基于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有利交易关系稳定的角度考虑,一般司法实务中不宜直接简单确认协议无效,应向其释明应经审批程序补正。但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获批准的,仍应认定其未生效。

需要强调的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该问题与法院的认识可能不一致,可能会在法院作出合同未生效需要对相关协议进行审查批准判决后,以没有受理转让合同以外的其他合同相关审批规定为由拒绝受理。使得案件判决后,判决无法执行。对此,法院应当注意就该问题与国土部门做好沟通和协调,达成一致认识。并在判决后,向国土部门就该问题去函或者发出司法建议,明确国土部门可根据法院的判决,而将协议视为矿业权转让协议,按照矿业权转让的审批程序,做出予以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协议有效;不予批准的,协议无效。

4、关于不予批准或者受理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实务中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行政机关拒绝受理审批或者即使审批机关受理了转让人或者相对人的审批申请并启动了行政审批程序,但经审批机关的审查,最终未批准采矿权转让合同。此时,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亦非当然无效。原因在于:其一,审查采矿权转让合同并决定是否批准采矿权转让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具备法定条件是获得批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基于宏观经济政策或产业调整等需要,行政机关完全可能对符合法定转让条件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不予批准。在此种情形之中,未被批准显不属转让行为和合同本身不符合法律之规定,不能对其作出是否无效之判断;其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采矿权)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对该法条进行逆向解释可知,不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不生效。同理,不生效并不当然等同于无效;其三,行政机关不予批准表明通过了行政审批程序且行政机关未予批准,能代表行政批准程序的终结,但不能代表对合同效力进行了认定。如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能仅凭行政机关不批准采矿权转让合同这一事由而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其四,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九条未办理批准手续从字面解释来讲,可做扩大解释,可以认定为除了办理了批准手续以外的其他情形,因此该条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不是对应的关系,该条仅仅只是指未报送的审批的情形。对于没有得到批准、不予受理的情形,并没有涵盖。因此根据该条可以推出最高法院将未办理批准手续等同于未报送审批的情形;最后,根据最高法院《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一)》的规定,不予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赋给当事人合同解除权,上海高院、黑龙江高院对不予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均认定为未生效。因此认定未生效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当前各地采用的通说,应予采纳。

(四)关于认定合同效力后的处理

1、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

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和损失赔偿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确定的原则处理。另外,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条、合同法五十六、五十七条的规定,当合同部分无效而并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且当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不会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条款的效力。由于这是法律所作出的特别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总的处理原则是返还财产,无法返还,损失赔偿。但对当事人主张建井投入损失的,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未经审批,不能取得采矿权,所以,也就不存在建井投入问题。如果未经审批,即建井开采,则属于非法开采。所以应根据是否存在非法开采,以及各方对非法开采行为的过错,确定相应损失的责任承担原则。受让人单方决定开采的,对损失的形成单方负有过错,由其自负其责。如果双方合意,或者转让方同意受让方开采的,则属双方过错,根据各自过错承担损失。

煤矿在开采过程中因执行国家政策被关闭造成的损失承担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和损失赔偿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确定的原则处理,但因受让人的投入行为所产生的增值或者利益,归受让人所有。这里隐含一个前提适用条件,即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或者已经生效,因执行国家政策被关闭,当事人就所造成的损失提起诉讼的,就应审查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在这里主要解决的是转让人和受让人在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煤矿在受让人开采过程中因国家政策被关闭情形下的所造成的损失争议问题。对于转让人在煤矿交付受让人之前的投入损失,应当由转让人承担。主要理由:转让并没有依法完成,所以,煤矿的实际权利人还是转让方,自应由其承担交付前自行投入的损失。对于交付之后的损失,原则上也应由转让人承担,但这部分损失,往往涉及到受让人的投入,所以对这部分投入损失就要进行具体甄别,分析当事人的具体过错,并根据前述责任承担原则处理。

对于认定合同无效后关于投入、盈利及损失等事实的认定。由于发生纠纷时,煤矿有的已经冒顶塌陷或者关闭,难以鉴定。另外当事人举证证明自己投入,大部分都是白条子,存在证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加之现在鉴定费用较高,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率较低,往往请求复检或再次鉴定,由此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会引起对司法审判程序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诟病。因此,对涉煤矿纠纷的损失认定,原则上还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慎重进行司法鉴定。尽管涉及采矿企业的投入、盈利及损失等问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并非凡是涉此问题均需聘请专业机构审查确定。如当事人之间对有关事实能够达成一致,应当按照其协商结果确定;如当事人之间对部分事实能够达成一致,对该部分无需鉴定;对于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的部分,也尽可能发挥法院、法官的能动性,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进行确认,必要时,可以主动到国土资源部门、煤炭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进行对企业的经营记录、缴纳税费情况等进行核查,同时了解同一地区其他相类似企业的有关情况后,能够通过调查及质证确定的,尽可能不采取司法鉴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损失确需司法鉴定,而且又能够通过现场勘查,并辅以其他证据材料进行司法鉴定的,应及时进行。防止能鉴不鉴,后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鉴定而将责任、矛盾集结于法院。在确定上述投资、收益的数额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加强法院的释明工作;(2)认真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3)受让方在没有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进行煤炭开采,这时因受让方没有取得合法的开采手续,受让方应属非法开采,对受让方因此取得的收入可予以收缴,没收其非法所得。对受让方获得多少非法所得,在实践中应该依有关部门的评估鉴定为据[21]

2、关于未生效合同的处理

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于未经审批而未生效的矿业权转让合同采缔约过失责任说。

1)关于能否判决转让方办理审批手续的问题。

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涉及采矿权转让相关内容的条款(这部分内容在批准之前不生效),另一部分内容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诸如纠纷解决、履行报批义务等条款,其不是相关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对象,故在合同成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既然约定履行报批手续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则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转让方怠于履行约定的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义务时,法院可判决转让方办理审批手续。

2)关于能否判决受让方自行办理审批手续的问题。

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申请转让采矿权的义务主体是采矿权人即转让人,而非受让人。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办理采矿权批准或者登记手续义务的当事人是转让方,一般情况下,不宜判决受让人自己办理有关批准登记手续。但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决受让方自行办理审批手续。

3)关于能否判决负有约定义务的一方自行办理审批手续的问题。

首先,办理批准义务,约定转让人负有办理批准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判决转让人办理批准义务;其次,办理批准义务,约定由转让人委托受让人去办理批准义务。这里可以有两种解决路径:一是根据转让人的请求,如果受托人不履行义务,直接判决由转让人办理批准义务;二是判决受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予以协助。

4)关于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原则上限于违反报批义务条款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如果约定了违反报批义务条款的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性质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5)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构成与范围的问题。

该问题,最高法院研究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认为:

关于责任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构成主要有以下要件:第一,有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害的事实;第二,对方当事人必须违反先契约义务;第三,缔约人违反先契约义务时必须有主观过错;第四,缔约人违反先契约义务的主观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信赖利益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五,缔约双方已经实际处于缔约阶段。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应以对方的缔约过失造成的实际损失为标准,包括为缔约合同的支出,由于违反前契约义务而受有的损失,以及由于对方的过失而造成的订约机会丧失而受有的损失。[22]

6)关于一审认定合同未生效,二审经审查认定合同无效,或是反之情况的处理。

对这种情形,二审法院一般以事实认定不清发回重审为宜。由一审法院进行审理,认为二审法院观点正确的,向当事人进行释明,要求其变更相应诉讼请求。如果当事拒不变更的,则应当驳回起诉。促使当事另行提起正确的诉讼。

7)关于未生效合同解除的问题。

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依法可以解除,规定与认识是统一的。但是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是否可以解除,值得讨论。本文认为,原则上可以解除合同,但一方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一般情况下不予支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根据合同法原理,合同解除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类。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已经成立的合同,如合同尚未成立,则缺乏解除合同之前提条件。如前所述,未办理批准手续的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是已成立的合同,故具备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23]

第二,这种未生效合同可以解除的观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所采纳。该规定的关于解除未生效合同的规定,是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义务为解除条件,而非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给付义务或者从给付义务为解除条件。本文认为,未生效合同在三种情况下可以解除:一是转让方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可以解除;二约定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后转让方才办理报批手续,受让方未支付转让款可以解除;三是不可抗力而解除。

第三,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解除未生效合同,不存有法律上的障碍,理论上也能自圆其说。有疑问的是,当事人能否基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至(四)项的规定,主张解除此类合同。回答这个问题牵涉到债务的分类、未履行效力不齐备的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先期违约及其类比,需要较为详细地进行分析。本文赞同,未生效合同产生了不完全债务;债务人若已经履行了不完全债务,只是不完全;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构成了先期违约,债权人可以援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至(四)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第四,未生效合同解除后处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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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高院课题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4]黑龙江高院民二庭课题组:《关于审理涉煤矿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报告》,载黑龙江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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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的通知》。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2]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2004修正)

[2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处理乡镇煤矿采矿权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黔高法[2005]92号)。

[24]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涉煤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4]

[25]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审理煤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5]

[26]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探矿权、采矿权相关纠纷案件的指导性意见《(云高法([2011]266号)。

[27]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煤矿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晋高法[2006]7号)。

[28]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矿业权转让行为的通知》(黔国土资发〔200646号)。

[29]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贵州省矿业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黔国土资发〔200979号)。

[30]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矿业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黔府发〔20091号)。

[31]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47号)。

[32]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能源局等部门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黔府办发〔201261号)。

[33]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201346号)。

 

尾注:



[1] 虽然精确的数字,更有利于我们的研究与分析,但是根据现有统计数据,也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2] 审管办统计数据统计的案件标的额,为结案标的额,败诉没有支持诉请的就没有统计标的额。另外,有些办案人员在填写结案数据信息时,为了图省事,通常填写结案标的额为0。因此这里的结案标的额统计数据是不完全准确的,远远低于实际审判过程的案件的标的额和结案的标的额。

[3] 因此原因,所以本文所称的10年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件数,实际上从2011年至2013年3年间的二审案件数。

[4] 以本文研究的大量案件来看,就涉煤矿纠纷案件涉及到13种案由,从审判实践掌握的情况来看,全省法院二审审理此类案件的数量要远远高于统计数字。

[5] 这里3年间物权纠纷的采矿权纠纷案件数量高于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主要原因是有些法院在立案时,将所有的涉及到采矿权的案件,统一确定案由为采矿权纠纷案件,实际上,这里的统计数据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物权纠纷,而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6] 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民事抗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分析报告》,载《贵州审判》,2012年第3期。

[7] 参见李显冬:《确立矿业权从归属到利用的私权理念,构建和谐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8] 同上。

[9] 例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矿业公司股权结构情况进行评估。股权变化影响矿业权人矿业勘查开发相应的资质和能力,正常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或者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应当及时整改。监管机构应有权要求矿业公司及时提供控制权变更的报告。参见栾政明:《矿业公司的股权变动不应被视为矿业权转让》,载《中国矿业网》。

[10] 参见刘莹 于明玉:《矿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分析》,载华律网。

[11]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14号)第十三条规定:申请采矿权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企业注册资本应不少于经审定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测算的矿山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限制类矿种采矿权的,应出具有关部门的项目核准文件。

[12] 丁再武、董均康:《煤矿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相关问题探析》,贵州法院第一届民商事审判实务论坛论文。

[13] 张民:《再论未生效合同的解除》,载《法学》,2012年第3期。

[14] 参见重庆市二中院研究室课题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实务问题探析》,载重庆法院网。

[15] 白莉、江钦辉:《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研究》,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16] 参见重庆市二中院研究室课题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实务问题探析》,载重庆法院网。

[17] 参见重庆市二中院研究室课题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实务问题探析》,载重庆法院网。

[18] 同上。

[19] 吴光荣:《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1期。

[20] 参见重庆市二中院研究室课题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实务问题探析》,载重庆法院网。

[21]徐宁波、周艳、李可:《审理煤炭资源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法律适用》,载《毕节审判》,2010年第1期。

[22]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23] 重庆市二中院研究室课题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实务问题探析》,载重庆法院网。

[24] 该文件未能查到文号。

[25] 该文件也未能查到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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